所属栏目：建筑工程论文范文发布时间：2026-04-09浏览量:354
运河流域自然文化景观保护与沿运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的协同发展，已成为跨流域国土空间规划治理的关键命题。以江南运河流域代表性人居环境为对象，基于“人居环境地方性”理论，探讨运河流域自然水系生境-运河水利工程-沿运聚落空间的层积演生机制与“内生-外源”耦合机理，由此提出面向流域“水运-城乡”生态景观全要素统筹治理、区域多尺度生态优化布局与地域时序性动态调整的韧性规划发展策略。研究表明：1)江南运河流域湖荡塘漾自然水系与人工运道河网共同串联起沿运城乡景观空间，体现了流域生境基底、地域生产需求与区域功能统筹对地方性人居环境的营造智慧;2)“水-运-城乡”内在演生阶序存在波动性渐进、结构性突变与关联性滞后效应，演生关联强度较高的区域集中于主要自然水系与江南运河主航道碰撞交汇处及沿运重点城镇邻域范围，具有自然风险扰动性与地域发展突进性特征;3)生境维育、交通迁移、城乡聚集、生计流转与文化沿袭等外部影响因素在流域、区县与乡镇尺度的响应模式存在显著空间分异。
关键词：风景园林;国土空间规划;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景观;地方性;“水-运-城乡”层积关联
论文《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演生机制及韧性发展策略》发表在《中国园林》，版权归《中国园林》所有。本文来自网络平台，仅供参考。
运河流域作为国土空间规划重点，需以“人居环境地方性生态景观”研究为重要切入[1]，探析其“内生-外源”演生机制、“水运-人地”协同关系与“层积-关联”发展路径，为流域运河空间治理、区域城乡建设巩固与地域水运遗产保护提供切实支撑[2]。
“人居环境地方性”[3]即“基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等特定场所，经历长期历史演进，自发形成的稳定地域人居空间营建与经济社会联系”[4]。作为研究人地关系互动、国土空间生态景观规划[5]的理论基础，是流域自然生境系统性稳态与地域人工景观适应性发展间耦合联动的基本属性。相关研究主要以“地方性与适应性”为视角，探讨流域人地矛盾，提出区域城乡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6];基于地方性景观感应原理，解析长江三角洲流域人居环境体系的主客观运转规律与协同演进机制[7];立足国土空间治理视角，分析乡村聚落与自然景观耦合的地方性特征，为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中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和分类规划路径提供参考[8]。而对于大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特征及沿运城乡区域协同发展理论与规划响应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地方性景观是维系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内生层积建构与外源性关联响应的关键载体。在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治理背景下[9]，由运河线性景观本体向涵盖水系生境基底、运河水网工程营建与沿运城乡聚落的关联空间拓展，呈现出流域“水-运-城乡”协同互适的韧性发展模式与地方性生态营造智慧。面向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需求，亟须梳理运河流域人居环境的内生稳态成因与外部建设驱动要素，探索其地方性演生机制与全要素协同发展的规划路径[10]。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单一时空维度下大运河局部区段[11]或沿运聚落单体的历史演进特征[12]、运河遗产关联环境[13]与文化遗产线路评估及构建方法[14]，逐渐由水系生境、聚落景观与文化遗产相独立的视角向跨流域多要素协同耦合转变、由静态保护向动态规划模式转变，关注运河沿线水路交通网络与城市聚落之间相互选择、协同发展的动态关系[15]，基于景观历时性演进视角探讨运河关联环境特征与建设发展动因[16]。但从时空层积性维度探讨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内外协同机制及其演生发展规律的整体性研究还有待深入。研究方法方面，对运河水系河道[17]、历史城镇环境[12]及圩田农业空间[18]景观特征的质性分析较多而整合量化不足。近年渐有研究基于运河人居景观的长时序演变特征、地理流域布局、区域管辖政策及人口经济迁移等发展时变，探索协整分析与线性回归分析等[19]量化研究方法，但在历史舆图动态转译[20]、多模态数据识取、层积关联特征评估等技术方法方面，还需要深入探索。
江南运河流域地处太湖平原水网[21-22]与长三角城乡发展群腹地的复合相衔区域，与太湖流域在水文地理基底方面一脉相承，但在水系航运网络、水利分区治理、水运施策管辖与水乡文脉特征方面具有独特属性。自运河航道开凿至今，沿运聚落分布稠密，城乡建设强度、经济发展速度与人口聚集密度历属大运河流域区段之最[23]。其人居环境稳态源于地域原始农垦聚落、水运遗产环境与流域水系河网的内在关联[24]。
以地方性景观作为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研究的切入点，统筹“水-运-城乡”的“背景、活动、营造”三元组成元素、构成要素与内涵因素[25]，研究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演生机制。通过历史舆图空间叠加转译与空间最近邻分析方法，量化运河流域人居环境景观的层积演生规律;结合关联协整分析，揭示“水-运-城乡”互动关联演进阶序;引入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量化外在扰动要素的作用机理。从而在地域层积要素调整、区域扰动节点干预、流域韧性网络构建等方面，提出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景观“内源-外生”协同的发展策略。
1 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景观时空研究范围
江南运河流域即京杭大运河江南段衔接辐射的城乡人居空间，北起镇江，途经常州、无锡、苏州、湖州、嘉兴，南至杭州，西倚天目山，由运河主航道纵向衔接长江、太湖、钱塘江水系，形成自然地理分界。结合相关文献查阅与运河流域水文空间分析技术，以运河主次航道水系为脉络，划定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景观研究范围(图1)：流域面积41 512 km²，运河主航道及支流长度333.7 km，水网密度3.75 km/km²，河湖水面率10.5%，包括67个区县及735个乡镇行政单元[26]。
结合江南运河舆图史料[23,27-28]，将研究时间界定于春秋时期运河修凿伊始至现代流域人居环境高速发展时期。由于自秦代起县级行政单元职能属性与区域布局趋于稳定，因此将县级单元作为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演进研究的区划单位。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历史舆图转译与空间最近邻分析：要素层积特征识取
结合HGIS、CHGIS等地理历史数据空间平台与ArcGIS软件对水利志书、江南州府方志、流域测绘图志中记载的山水格局地貌、行政区划范畴、沿运历史聚落、水利管辖单元等运河流域景观要素信息进行历史空间落位与校准核验，构建江南运河流域“水-运-城乡”多模态空间层积要素数据集[29]。研究利用空间最近邻分析法[30]探究运河流域“水-运-城乡”要素的空间关联演进趋势。
2.1.2 变结构协整检验模型：“水-运-城乡”演生机制辨析
在沿运聚落建设、区域交通联系及流域管辖治理等外部因素的长时序差异化作用下，江南运河流域“水-运-城乡”的演进呈现非平稳性协同及结构性突变特征。引入变结构协整检验探究多层级景观要素的时空演进阶序与异化突变节点。变结构协整理论应用于多系统间长期平稳关系及短期动态变化的关联演进机制研究[31]，首先，在Eviews 8.0中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和PP(Phillips-Perron)检验对时间序列平稳性进行验证;其次，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验证要素间存在长期平稳协整关系[32]，之后通过R语言编程Gregory-Hansen变结构协整检验算法对运河流域自然水网生境-运河水工营造-沿运城乡人居的时空演进权衡机制进行检验，生成ADF、Zt和Za三大统计量，运用蒙特洛模拟算法验证统计量和临界值;最后，借助“Chow检验”对协整突变时点进行准确性校验[33]。
2.1.3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外部性响应机理研判
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外部影响要素进行空间归因。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用于解决变化尺度下多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34-35]，为运河流域人居环境景观的外部作用因素空间分异研究，提供尺度适应性与在地差异化视角。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Y_i=sum_{j=1}^keta_{bw_j}(u_i,v_i)X_{ij}+varepsilon_i
式中：Y_i为运河流域人居环境景观的内生特征属性值;(u_i, v_i)为i的地理空间位置坐标;bw_j为第j个变量所使用的带宽，其代表不同变量对距离的敏感程度;eta_{bwj}为第j个变量局部回归得到的回归系数;X_{ij}为i的第j个变量;varepsilon_i为误差项。采用VIF检验验证因变量，VIF接近1表明变量共线性不显著，满足模型拟合前提。
2.2 数据来源
1)《江南大运河历史图谱》《吴中水利书》《太湖志》等舆图史籍资料，获取江南运河流域航道布局、水利建设与乡镇聚落组织数据集;
2)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The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CHGIS)，获取历代江南运河沿岸地形水文、行政管辖区域地图数据;
3)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获取流域城乡聚落边界及传统村落点坐标数据;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https://whc.unesco.org/)、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网站(http://www.chinagrandcanal.com/)，获取运河流域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数据。
3 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演生机制探析
3.1 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要素演生规律
基于历史舆图转译分析“水-运-城乡”地方性空间要素的层积演生脉络。江南运河流域自然水文生境由更新世末期，江潮挟沙沉积，在今丹徒、江阴、松江古海岸线河口基础上堆积形成现有太湖平原蝶形水网地貌。其形成大致经历3个阶段：远古太湖平原成陆之后，以太湖、隔湖、阳澄湖、淀山湖、洮湖古湖泊群及吴江、东江、松江为主体的三江五湖期;8—9世纪，太湖蝶形盆地发育导致湖泊兴盛、三江湮没;至11世纪，经过长期的自然与人工河网相互作用，水系格局基本稳定。流域东西向以长江、钱塘江水系为主导，连通吴淞江、黄浦江、頔塘、太浦河等重要水系，东部衔接菱湖、阳澄湖、淀泖湖群，西侧衔接苕溪、长兴水系;南北向由江南运河连通，衔接北侧太湖溇港及南部海塘堤荡[22]。
运河主次航道及支流河道的修凿，巩固了江南流域水网格局的结构功能。春秋秦汉时期依托古太湖及长江水系修凿太伯渠、胥浦、白尺渎、陵水道等人工水道，实现了古运河航道与自然山水格局的初步融合;隋唐时期自长江京口运口起，向南途经曲阿、毗陵、吴郡，经上塘河至余杭接钱塘江的运河主航道基本成型[27];宋元时期分化出贯通杭嘉湖地区的3条航道，镇江京口埭、丹阳废亭埭、无锡望亭堰、崇德长安闸等节制工程和丹阳练湖、嘉兴南湖、杭州西湖等水源工程落成;明清时期运河水网结构巩固发展，闸坝堤堰水利枢纽设施的深化营建[28]，促成运河水网连通、防汛灌溉、漕运擎制功能不断完善;清末近代奔牛堰以南运道荒置淤塞，航运功能颓滞。时至现代运河航道重整，航运功能向景观、文化、游憩功能拓展，水运文脉衔序融合发展。
江南运河城乡人居聚落基于流域水文地貌基底与运道河网结构逐步发育形成。依托古水系及运道河网，具有漕粮转运、军事屯垦、生计维育职能的聚落空间沿漕运枢纽与运网河口分布[35]。隋唐时期，随着运河航道整体贯通，跨流域连续性的沿运人居景观格局初具雏形，城乡聚落选址以运河航道为主体骨架，串联农垦生产空间与粮盐储运仓廪，形成“以运河为经，以众川为纬”[27]的完整结构。宋元时期，江南运河流域城乡聚落等级职能分化，核心市镇辐射串联起沿运驿传中转与商贸流转型多层级乡镇组团。明清至近代，城运关系发展随流域水系演进与水运工程建设迭代变更，运道河网渠化、坡塘堰坝修筑与联圩并圩活动等内部因素导致运河传统水利营建方式改变，乡镇聚落与运河水网结构逐渐疏离;而铁路与海运交通方式发展[36]等外部因素，使沿运人居聚落对运河的功能依赖关系逐渐消解。近年来，运河文化公园与工业遗产廊道串联起周边城乡文化遗产单元、历史风貌街区与景观文化空间，实现了水运陆运结合、自然人文交织的流域城乡人居重构(图2)。
3.2 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内在关联类型
研究借助空间最近邻分析法探究“水-运-城乡”人居景观要素的空间关联演进格局，基于要素间的内在关联划分江南运河流域景观类型。
基于江南流域水系生境主导的聚落多傍水临湖而生，主要分布在河湖水系及其支流500~1000 m范围内。从地貌山水格局和农垦生计方式看，大体分布在3.5~15 m海拔高程范围，随着圩田耕种技术的提升，聚落向湿地湖荡及山滩平原拓展，景观可分为近山堤堰围田型、塘浦湿地圩田型及平原海塘荡田型等。基于运道河网主导的聚落多分布在运河主次航道3 km范围内，可分为乡运伴生、城运环绕及运网联系型[12]等。基于水利设施的运营主导作用，聚落多分布在水柜源地、闸坝堰堤等输水治水工程及河港埠头等航运枢纽的5~15 km辐射范围内，体现城乡空间对流域自然-人工水文环境的改造适应，可分为节水制水型、水源输水型和水利枢纽型等。从运河流域聚落集聚程度看，聚落主要分布在市镇中心5~30 km范围内，依据其主导职能可分为地域统辖型、商贸经营型和文化汇集型等(图3)。
3.3 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演生层积特征研究
选取水系河网结构及山水地貌格局相关指标描述水文地貌基底特征;选取运道空间距离[17]、漕运水利维系[27]、水工设施建设[28]等作为运河航道河网指标;选取城乡聚落建设[23]、核心行政单元管理[37]、文化景观空间布局[35]、圩田农业空间格局[38]等作为城乡人居聚落指标。通过归一化处理及模糊叠加分析方法，构建大运河江南运河流域“水-运-城乡”空间层积性演生特征的完整图景(图4)。
从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的层积性演进机制分析结果来看，高层积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钱塘江水系与运河闸口交汇处，以及沿运核心城镇邻域范围，具有洪涝风险扰动性与城乡建成扩张性。且“水-运-城乡”景观空间在流域、区域及乡镇地域尺度呈现动态关联的演进态势。流域西部山丘河谷及中部湖荡平原的圩田农业空间演化强度较弱，可见农垦生计活动为城乡人居建设提供稳健支撑。自唐代起，在嘉湖平原修高低乡堤堰围田、太湖平原筑塘浦圩田、海盐滨海平原置海塘荡田的复合农耕模式，使江南运河流域成为粮产源地、漕运肇始。另外，较高层积区域主要集中在流域北侧长江水系与镇江丹阳运道闸口交汇处，以及南侧临近杭州湾入海口的钱塘江海塘片区，因其作为人工运道河网与自然大型水系的衔接交汇地带，易遭受洪涝潮汐的波动侵袭。
区域尺度，沿运核心市镇行政单元的演化强度较高，如运河起止点镇江、杭州及运河连接的无锡、嘉兴、苏州城镇;漕运中转及水利枢纽型乡镇空间也呈现高层积性演化强度，如丹阳、崇德、栖塘、余杭等。伴随地域经贸活动的频繁开展及城乡生产职能的升级迭代，运河流域城乡人口经济要素高速聚集，北宋时期南粮北运达到漕运鼎盛，江南运河年运米量达600万~800万石;明清至近代的多次人口迁移，使江南流域各市县人口密度多达482~901人/km²[21]。由此伴生的水运文化与山水景观交融，构成水城相映、水脉旖旎、乡运互适的城乡人居景观演生图景。
3.4 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动态演生阶序
结合演生阶序分析结果(表1~3)，发掘在自然水系生境与运河水利工程的初期演生带动下，沿运城乡聚落与运河水利工程的关联逐渐紧密，而城-水关联在运网航道调控下，呈现演进滞后效应，体现出沿运城乡聚落对于水系自然基底与运河水工营造的适应性演生机理与差异性协同模式。自然水系生境与运河水利工程的演生突变时点处于隋唐时期。运道河网修凿基于江南流域自然原始水系发源，隋唐时期因运河航道整体连通，吴江塘路、荻塘及太湖大堤的兴修，运河水道与太湖及吴淞江水系彻底分离，江南运河正式成为独立工程体系。自此，运河沿程与长江、太湖、钱塘水系和太浦河、望虞河、澜溪塘、余杭塘、双林塘、上下塘河等诸多河道交汇，共同发挥水量交换作用，保障地域防护排涝安全。
沿运城乡聚落与运河水利工程的演生突变时点位于宋元后期。江南运河修凿极大促进了沿运聚落的产生发展和兴盛繁荣，宋元时期沿运聚落从单一栖居环境向江南城镇群多中心组团转变，形成典型的沿运聚落营造模式与城运相依的人居景观风貌特质。沿运城乡市镇能级提升，在府、道、县区域行政管理单元基础上，出现水利通判厅、盐运巡检司、总理河道总督[28]等中央直属的漕运掣验管辖机构，发挥跨流域统筹治理职能。同时，宋代运河流域上游黄河夺淮，淮农流移南迁围湖筑田，致使太湖塘浦溇港排涝受阻，季节性河湖漫漶频繁。
自然水系生境与沿运城乡聚落的演生突变时点处于近现代转折时期。伴随城乡人居建设对于流域水网生境的开发，圩田农业体系及水利灌溉工程对地域湖漾坑塘水网结构的改造利用，尤其是近现代时期河网渠化及围湖造田致使水网生境结构连通受阻，流域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升高。据统计，钱塘江两岸海塘受风暴潮影响，漫溢淤决次数总计多达227次，近代以来，太湖流域洪涝灾害合计2155次[22]。现代以来，河网清淤及联圩并圩活动为流域水网功能正常运转提供保障，但流域水文生境稳态维续仍存在动态挑战。
3.5 江南运河流域地方性景观内生演生机制
综上，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自演生发展之初便呈现“水-运-城乡”多层级要素间耦合互动的共生发展态势。伴随自然水系生境与运道河网营建的发展适应，城乡景观空间分化发展为水系依托、乡运互适与水运驱动等不同类型模式与内生发展趋势。同时，由于水文地理禀赋与沿运人地关系的差异，景观演进的层积性强度呈现显著空间布局差异与空间梯度效应。而“水-运-城乡”系统在长时序互动演进过程中，始终遵循将流域水文生境基底作为运河水工营建与城乡人居建设底色，运道航网体系衔接维系自然水系环境与人工建成空间的内生发展稳态，沿运城乡聚落空间则在与水系运网协同互动和权衡发展的博弈中，谋求多系统间的长期适应与动态平衡。
3.6 江南运河流域地方性景观外部性驱动响应
研究基于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的内在演生机制，立足当代流域地域治理、城乡人居建设及运河遗产保护权衡协同的思考视角，从流域生境维育[10]、生计经营流转[38]、水陆航运连通流[15]、运河遗产保护[24]与城乡发展建设[2]5个维度，动态发掘其外部性扰动因素(表4)。并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驱动响应模式的多尺度空间映射(图5)。
流域生境维育因素围绕太湖平原水网盆地呈现东西两侧权衡降低、中部协同升高的空间聚集效应，显示流域河湖水网结构对人居景观的正向塑造作用。其中镇江北部水系片区及流域南部杭州湾海塘片区，由于长江、钱塘江两大水系与运河主航道的交汇碰撞抵冲加剧，流域生态风险较高。
生计经营流转层在区县尺度呈现南北两端协同促进、中部城乡组团权衡拮抗的空间集聚模式，体现了江南城镇群的规模牵引效应。同时，无锡、苏州地区的发展拮抗效应明显，表明长三角大型城市组团间存在资源要素的局部聚集阴影效应[33]。在乡镇尺度则主要表现为与运河水系相适应的镇江、常州、嘉兴多核心带状产业布局模式，体现跨流域经贸流转及中小型城镇物资调配网络的搭建成效。
水陆航运连通层面，区县尺度东部陆路网密集区及沿海区权衡冷点的出现，表明海运、陆运交通主导的人居发展模式逐渐取代以运河航道为主轴线的聚落营建方式。同时乡镇尺度的冷热点间错布局，表明现代京沪、苏嘉、沪杭铁路网络修建提速，长湖申线、乍嘉苏线等内河航道与锡溧灌河、丹金溧灌河等运渠灌网的修凿连通，流域城乡聚落在保持沿运空间联动的同时，以海港、内河水路及铁路枢纽为中心发生建设转向。
运河遗产保护层面，县域尺度自苏州平望、栖塘一线呈现明显南北分异态势，表明江南运河遗产廊道构建仍存在跨区域壁垒，运河文化公园带的跨流域连通性有待提升;运河苏嘉、湖杭支线遗产保护正向驱动效应较弱，表明突破运河主航道本体的运网规划体系有待完善;乡镇尺度运河遗产保护与人居景观发展的整体协同作用较好，运河文化遗产、水工建设遗存、传统沿运村落、景观文化节点及乡土文化传承的关联提升覆盖度及地域分异适应性较高。
城乡规划建设层面，在区县尺度存在南北差异明显的分区权衡现象，表明长三角城乡一体化发展需对全域建设要素进行有效整合，跨省、市域的运网廊道构建、航运管控与水域治理模式有待优化;乡镇尺度的整体协同互促表现较好，苏锡常、杭嘉湖粮食主产区的人居建设与运河水系协同发展，形成太湖溇港及圩田基塘世界农业文化遗产[18]，若缺少有效的保护利用，可能导致乡域生计职能弱化与水乡文脉断裂等问题。
4 江南运河流域地方性景观规划韧性发展策略
4.1 江南运河流域景观全要素统筹治理
依据“以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推进大运河沿线文化、生态、经济和社会建设综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面向江南运河流域“水-运-城乡”景观全要素的分类规划治理策略。重点关注水系生境型景观的自然水文分区治理与流域生态服务职能优化;协调农垦生计型景观的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与运网河道蓝线范围;提升水工营造型景观的水生态安全格局与防汛排涝水利工程效能;维系运道河网型景观的运河遗产河段保护与运渠河网输运周转功能;衔接城乡建设型景观的自然文化资源开发管控与空间统筹治理。
4.2 江南运河流域多尺度景观特征分区
结合《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进行多尺度差异化的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分区布局[39]。划定运河遗产核心保护区、运道河网边缘缓冲区与关联环境外围辐射区。在核心保护区，严控江南古运河、吴江古塘路、嘉兴无锡城河等遗产河道的建设开发强度，维续水运遗产环境的原真完整性;在运道河网边缘缓冲区，依托太湖溇港塘浦及頔塘桑基鱼塘农业文遗基地，结合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构筑江南流域农耕文化片区。在关联环境外围辐射区，依托杭湖申、杭嘉锡等现代航道与水利枢纽，结合沿运水街、巷埭桥涵等景观文化节点，营造运河水工遗存风貌片区。
4.3 江南运河流域景观时序性动态调整
基于江南运河流域地方性景观层积演生机制，在流域北部长江水系与运道闸口交汇处、南部杭州湾-钱塘江入海口及苏州、无锡、杭州等关键运河节点市镇邻域的高层积动态区域，预留人居景观联动发展缓冲地带，通过一体化规划传导纾解水系生境单元、水运遗产空间与沿运城乡聚落间的扰动。在浙西山丘河谷地带，重点关注排涝水利设施对山溪洪泛的长效治理作用，保障主体生态功能区与城乡聚落防洪安全;在太湖水网平原，通过耕地生态补偿政策，逐步退耕还湖还林，实现湖泊塘漾生态空间与塘浦溇港农业空间的有机结合;在滨海高平原区域，调整运渠河网、农业空间与聚落环境的流域生态结构，发挥海塘湿地及节制闸坝对海潮侵袭与咸潮倒灌的瞬时消解效能。
4.4 江南运河流域景观生态韧性网络构建
基于运河流域人居景观内生性与外源性要素的互动演进机制，协调城乡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与运河文化遗产保护间的矛盾，保护沿运聚落的内在空间秩序，活化运河流域原生空间基因。同时，审慎应对运河江南段区域建设要素过度集中、交通链网过度分割、流域生境破碎低效及运河遗产保护僵化等外部性问题，综合发挥运河流域水系生境网络的基底塑造作用，以及长三角城镇群水陆链网、经济流通与遗产保护网络的协调提升作用[40]。依托大运河文化公园与文化遗产廊道建设，结合区域蓝绿空间网络，衔系上下游淮扬运河、浙东运河、锡澄运河与杭甬运河等运道支流，串联沿线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构建江南运河流域水网生境、运河航道与城乡聚落相互连通、耦合互动的生态韧性网络[41]。
5 结束语
研究基于人居环境地方性理论，深入探讨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时空层积性演生机制。通过“内生-外源”结合的视角，研判“水-运-城乡”景观稳态延续价值与异变扰动威胁;立足“流域-区域-地域”分尺度规划传导，为江南流域人居环境景观遗产保护与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地方性智慧，具有研究理论视角、方法逻辑与区域选取创新性。
研究结果表明：1)江南运河流域人居环境地方性景观依据山水地貌、运道河网、水工营造、漕运商贸、生计支撑要素的主导强度关联演进，体现基于流域生存环境、区域统筹职能与地域生产需求的地方性层积塑造作用;2)演进变动频繁区域主要集中在流域大型水系与运河关键闸口交汇处，以及沿运核心城乡组团的邻域建成范围，需重点关注其自然洪涝灾害频发性与建设扩张突进性，在水系生境基底-运河水网工程营建-沿运城乡聚落景观关联层积性演生过程中，城-水关联在运河航道水网调控下出现滞后性;3)流域生境维育、城乡发展建设、生计经营流转、水陆航运连通流与运河遗产保护外部驱动因素，在基底筑牢、城际引领、聚集拮抗、核心转向与圈层递减响应模式层面，存在流域、区县乡镇尺度空间分异。基于上述分析，研究提出面向“水-运-城乡”景观全要素统筹治理、区域多尺度差异布局、地域时序性动态调整与流域韧性生态廊道网络构建的规划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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