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栏目：历史论文范文发布时间：2026-03-19浏览量:532
摘要：徐特立于20世纪50年代曾致杨树达两封信，探讨中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研究的问题。经查考，这两封信在已刊徐特立文集中未曾收录，均为佚文。考释这两封信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徐特立与杨树达之间长期的学术友谊，而且对于认识和研究徐特立的学习精神、研究精神和奋斗精神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徐特立;杨树达;新发现的书信;学习精神;研究精神;奋斗精神
论文《徐特立致杨树达两封信及其学术价值》发表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版权归《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所有。本文来自网络平台，仅供参考。
徐特立(1877—1968)，原名立华，字懋恂，号师陶，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他的著名学生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李维汉、田汉、许光达等。笔者最近发现了徐特立于20 世纪50 年代致杨树达的两封信，反映了徐特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与杨树达共同探讨学术问题的情况，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徐特立与杨树达之间长期的学术友谊以及徐特立的学习精神、研究精神和奋斗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一、徐特立致杨树达的两封信
徐特立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先后被收入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所编的《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和武衡等主编的《徐特立文存》(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但仍有漏收。笔者最近发现的徐特立于20 世纪50 年代致杨树达的两封信就属于这种情况。
徐特立致杨树达的这两封书信出自杨树达的嫡孙杨逢彬整理的《积微居友朋书札》一书。其中第一封的全文如下：
遇夫先生足下：
前函及大著收到时，弟正抱病入医院，第二次收到惠书刚出医院，是以对于大著只略加浏览。弟二十年来对于国学荒疏以极，近二三年开始研究国学，到北京才得到足够的国学书籍。目前正从事这项研究，其中心为史学。但史学属于三代以上者必须读经，所以训诂也是必识之书。尊著卷一《释嫁》中详证男子称“家”，弟读《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似是女子称“家”，因读了尊著，又有加从新考虑的必要。弟目前负有责任研究历史。过去无素养，目前在北京师友较多，又苦时间不够，兼之精力也不如从前。近来写了两篇关于史学的文章，以作编学校用的《历史》之原则，是从近两年来读史所得再用来作写历史教科书之原则。目前开始进到有计划地建设文化，而科学民族化是政协纲领之一，所以弟又回到读经史，但读的方法与过去有若干基本上的不同。是否有当，乞指正。此致
敬礼!
弟特立顿首(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一。[1]235-236
第二封的全文如下：
遇夫吾兄足下：
《淮南子证闻》收到，感谢。 《修辞学》奉上，请查收。北京近有改革汉字之议，尚未见之实行。弟对此素缺研究，正在阅读这一方面的书籍，乞有以教我。弟在长沙时，丢下一本油印的《中国语言学》，不知现在那时?请转告笑苏或书农两兄替我找来，并请他们对该书加以批语寄下。未另函，乞转致意为盼。此请
著安!
弟徐特立(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1]236-237
据笔者查考，以上两信均未被《徐特立文集》《徐特立文存》等徐特立文集收录，徐特立的传记及有关徐特立的研究著作与资料也都未见提及，因此两信是徐特立的两篇佚文。
徐特立以上两信的收受人均为杨树达。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晚号积微翁，1885 年6 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898 年，年仅13 岁的杨树达考入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教习执教的长沙时务学堂，与后来大名鼎鼎的护国元勋蔡锷是同班同学。1900 年，杨树达入长沙求实书院，学习数学、地理、英语等新知识，并比较扎实地掌握了中国古文基础，后又在其父的指导下学习训诂专著。1905 年起，杨树达被公派留学日本，先后在宏文书院、正则英语学校、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京都第一高等学校“日治欧洲语言及诸杂学”[2]14。1911 年，杨树达回国，任职湖南教育司、图书编译局，兼任楚怡工业学校英文教员，后历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在此期间，杨树达与同在这些学校任教的徐特立相识，又因两人都爱好研究语言、历史，遂成为志同道合的学术朋友，常常在一起共同探讨和交流教学与学术上的问题。1914 年1 月，杨树达与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人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社内成立编译部，编辑“共和国中小学教科书”和翻译“东西著述”。徐特立、黄锡卣合编的《小学教科书》即由该社出版。稍后，他们又创办《公言》杂志，抨击封建的伦理道德，宣扬改良社会，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徐特立在该刊发表《国文教授之研究》一文，杨树达也在该刊发表《日本文字通义》《论经济学名称之不当》等文章。
在教学中，杨树达发现当时最为流行并为各校所使用的国文教材《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错误较多，便草拟了有关批评文章， “抉发疵累”[3]，并与徐特立等诸友进行探讨。大家觉得这些文章很好，建议杨树达将其整理成书出版，但杨树达却很犹豫，显得信心不足。徐特立则热情鼓励，并为之作序。在序中，徐特立指出了五个方面的“原书不正确不明了之弊”，并强调： “小学为教育基础，科学时代，智育尤重形式陶冶。以极重要之事，人皆以其易而忽之，君(指杨树达，下同——引者)知其不可忽矣，又能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所述而不肯以示人，殆非古人实事求是之道。此余所以终力促君付梓者也。”[3]在徐特立的鼓励与支持下，杨树达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词性释及批评》终于在1917 年5 月问世，纠正了《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的错误，对提高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 年6 月15 日，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织新民学会影响下，徐特立与陈润霖、杨树达、朱剑凡、彭国钧等湖南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提倡“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彻底之研究”，主张“各除成见，研究世界新思想，服从真理”。[4]317 月6 日，杨树达在健学会组织的第三次讲演会上演讲“教育与文字”，提倡白话文，主张中小学语文教育适当加入外国文学的成分，并提倡简化汉字，但不赞同废除汉字，杨树达的这些观点受到徐特立等会友的好评。7 月21 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详细介绍该会成立的缘由、会则及将要进行的事项，高度评价健学会“富于研究精神，所以破除自是自满的成见，立意很好”，其“自由讨论学术”的宗旨“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并称誉健学会的问世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4]32-33 在新民学会和健学会的推动下，湖南教育界空前活跃，研究和改革之风盛行，一股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革新旧教育的浪潮勃然兴起，有力地推进了湖南的教育改革和发展[5]。
1919 年，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徐特立又与杨树达一道参加由毛泽东发起的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徐特立在上海和北京的报刊上发表《致张敬尧的公开信》，历数张敬尧在任湖南督军期间所犯各种罪行;杨树达则代表湖南各界赴京请愿，共同为最终将张敬尧逐出湖南做出了努力。
驱张运动之后，徐特立和杨树达就各奔前程。徐特立踏上了远赴法国勤工俭学之路，1924 年9 月从法国归国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投身农民运动，并加入国民党;1927 年5 月“马日事变”后，又毅然脱离国民党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周恩来等赴南昌策动武装起义;其后又跟随党中央转战南北，于1949 年胜利进入北京，成为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领导人之一。而杨树达则北上任职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并兼任北京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教职，后又任清华大学、私立中国大学教授，讲授汉书、文字学中国修辞学等课程。1937 年“七七事变”后，杨树达返回长沙，先后任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5 年，他参与发起九三学社，1948 年受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树达历任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并著有《汉书补注补正》《词诠》《马氏文通刊误》《中国语法纲要》《春秋大义述》《声训学》《中国修辞学》等，成为著作等身、颇具影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
在新中国建设热潮中，徐特立与杨树达一同当选中国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两位老朋友又恢复了联系和往来。徐特立每次回湘调研，都不忘寻访时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杨树达，共同探讨历史学和语言学方面的问题。除了见面交流学术心得，徐特立与杨树达还经常鸿雁传书，探讨和研究各类学术问题，共同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新发现的徐特立致杨树达两封书信就是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交往和进行学术探讨的见证。
二、时间考证与内容解读
经查，徐特立致杨树达两信原件上所署的日期均缺年份， 《积微居友朋书札》一书中此两信信末日期前的括号中所标示的“一九五三年”均应是该书编者杨逢彬根据信中内容考证后所订，但未言其详。因此，笔者认为对此有必要作一番考述，以便对这两信的背景和内容有准确的认识和理解。
(一)杨逢彬将徐特立第一封信的年份定为1953 年，应为误，正确的年份应为1950 年
徐特立致杨树达的第一封信主要是告知杨树达，他“近二三年开始研究国学”， “目前负有责任研究历史”，并谈及自己研读杨树达的《释嫁》一文之后，对《周礼·地官·媒氏》的“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句中“家”字有了新的理解，感到 “又有加从新考虑的必要”。以上信息证明，徐特立此信写于1950 年。理由如下：
1. 查杨树达1937 年出版的《小学金石论丛》卷一之第六篇是《释嫁》，文曰： “《左传·桓公十八年》疏曰： ‘家者，内外之大名，户内曰室。男子一家之主，职主内外，故曰家;妇人主闺内之事，故为室。’其说亦既得之矣。更求诸造文之始，亦有足证明者。”[2]25此与徐特立信中“尊著卷一《释嫁》中详证男子称‘家’”[1]235之语亦甚相符。又查，徐特立在1950 年1 月发表的《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谈及《周礼·地官》中“有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之事，故知此信应写在该文章发表之后不久。
2. 徐特立信中所说“近来写了两篇关于史学的文章”，其一应为前述的《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50 年4 月30 日，杨树达在《新建设》第1 卷第10 期(1950 年1 月15 日出版)上读到徐特立此文之后，即于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阅徐懋恂论历史文字，颇有见地。”[6]299 其二应为刊于1950 年4 月23 日出版的《新建设》第2 卷第5 期上之《关于学习及写社会发展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既然这两篇文章是徐特立写此信时的“近来”所写，即可证明，徐特立此信写于1950 年。
3. 再查1950 年4 月29 日杨树达日记曰： “前以余《小学金石论丛》寄徐懋恂(特立)，今日得复。寄示所撰文字二首，书云：读《周礼·媒氏》，疑女子称家。得读大著《释嫁》篇，详证男子称家，当再加考虑矣。”[6]299这与徐特立信中“尊著卷一《释嫁》”之语相吻合，说明徐特立此前曾向杨树达借阅了《小学金石论丛》一书，读完后又回信杨树达，并寄还所借之《小学金石论丛》。且徐特立信中的部分内容与杨树达该日记中所记内容相近似。这些应是徐特立此信写于1950 年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综上可以确定，徐特立写此信的具体时间是1950 年4 月21 日。
(二)杨逢彬将徐特立第二信的年份订在1953年，应是正确的
徐特立的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告知杨树达，收到其寄来的《淮南子证闻》，并寄回以前所借的《(中国)修辞学》，同时告知杨树达，自己正在为改革汉字而阅读相关方面的书籍，并希望能得到其帮助。以下内容可证，徐特立此信确系写于1953 年。
1. 1953 年6 月13 日，回湘调研的徐特立曾到岳麓山寻访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杨树达，但不遇。对此，杨树达在1953 年6 月19 日的日记中写道： “(徐特立)十三日来山，以是日余入城，未相见。”又记曰： “晤王疏安，云昨日见徐茂恂(特立)，亟称余著《中国修辞学》之美，渴欲相见，日内必再来山云。”[6]366由此可知，徐特立到岳麓山见杨树达是想与之探讨修辞学方面的问题。果然，6 月20 日，徐特立又游岳麓山，并邀杨树达往谈。杨立即欣然前往。畅叙离情后，徐特立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修辞学方面的问题： “王介甫诗‘春风又到江南岸’，此文法句子;改‘到’为‘绿’则为文学的句子矣。”杨树达认为，徐特立“语颇有见”[6]367。临别时，徐特立还借走一本杨树达于1933 年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并邀杨树达一道出席省长程潜、副省长唐生智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27 日，徐特立又邀杨树达参加其主持的语言问题座谈会[6]367。接着，徐特立又在湖南省高级干部的报告会上高度评价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称其“有合于辩证法”， “又谓回湘目的在访书、访友”[6]369。对于徐特立的称赞，杨树达甚为感动，遂将旧著《中国修辞学》修订后交科学出版社再版，并在写于1953 年10 月22 日的《增订本中国修辞学自序》中记述了再版此书的缘由： “今年夏间，老友徐特立君返湘，从湖南大学书库借读此书，谬以为有合于辩证法，亟称其美，客座漫谈，公会宣讲，誉之不容口，余方诧为不虞之誉也。顷来无事，取而审视，似亦有颇见用心者，计国中尚少佳书，此编或足为筚路蓝缕之资，未可知也，因取向日所脱漏若干事补入卷中，付中国科学院请审查焉。”[7]可见，徐特立对杨树达《中国修辞学》的高度评价促使他将20 年前的旧作修订重版，使之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发出璀璨的光芒。周秉钧先生后来在《古汉语纲要》中称此书“是研究我国古代修辞的一部重要的书，它在我国修辞研究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8]。所以，徐特立堪称杨树达《中国修辞学》的“知音”或“伯乐”。徐特立此信中所说“《修辞学》奉上”，应是指此次回湘调研时“从湖南大学书库”借杨树达的旧著《中国修辞学》，回京研读完毕后再寄还。且杨树达在1953 年10 月13 日的日记中记： “徐寄还《修辞学》。”[9]176徐信与杨日记所述，两相吻合，可知此事发生于1953 年。
2. 徐特立此信中，还有“北京近有改革汉字之议，尚未见之实行”之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改革汉字工作，1953 年1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出汉字简化方案，在全国广泛征求意见。杨树达在1953 年10 月12 日的日记中记： “徐(特老)征文字改革意见。”[9]176由此亦可补证，徐特立写此信的具体时间应是1953 年10月8 日。
综上可知，杨逢彬将此信的年份订在1953 年，是符合史实的。
此外，徐特立在第二封信中还提及了两个人。一为“笑苏”，即王竞(1883—1960)，字啸苏，以字行，湖南长沙人。早年家贫，以课徒自给，后为中学教师。年过五十，考入清华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先后执教于兰州大学、湖南大学，著有《两汉经学史》《校勘学》《疏庵诗稿》等。一为“书农”，即陈启民(1898—1968)，湖南长沙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曾与毛泽东一道发起新民学会，并与萧子升、毛泽东一起被选入3 人组成的干事会。后长期从事中学、大学教育及其他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政协委员、文史馆员，著有《现代汉语语法》《中国语文概论》《甲骨文考释》等。他们两人在语言学方面也均有较深的造诣，与徐特立、杨树达都是学术好友。
从内容上看，在这两封信中，徐特立与杨树达谈论的是学术或与学术相关的问题，说明他们在分别进行着相关研究工作，并经常交流学术心得。
三、两封信的意义和价值
徐特立致杨树达的两封信，所谈虽然为学术 问题，但从中不难看出，此时已逾古稀之年的徐特立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建设事业，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专心致志地研究和兢兢业业地工作。这些不仅有助于认识和研究徐特立与杨树达的学术友谊，而且对于认识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徐特立的学习精神、研究精神和奋斗精神均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第一，与时俱进的学习精神。学习是徐特立一生当中的一种特殊爱好。他曾经说过： “学习是没有年龄限制的。”[10]142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从6 岁开始读私塾，到20 岁时仍制订并实施 “十年破产读书计划”。42 岁时，他又到法国勤工俭学，自称“留法老学生”。后来，徐特立又继续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游击战、持久战理论和现代教育教学理论，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因此，徐特立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旧社会的乡村蒙馆先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就在于他对知识的渴求，这促使他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在欢欣鼓舞的同时感到责任更重，又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二十年读书计划”。到1953 年之时，徐特立虽然已有76 岁了，但从他致杨树达信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国家“开始进到有计划地建设文化，而科学民族化是政协纲领之一”[1]236 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为了协助中央领导做好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又开始认真阅读国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学习 国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同时还对杨树达表示“史学属于三代以上者必须读经，所以训诂也是必识之书”[1]235。这些都集中反映了徐特立谦虚好学，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顽强学习精神。曾长期与徐特立并肩战斗的习仲勋对徐特立这种与时俱进的顽强学习精神印象十分深刻。1982 年，他在纪念徐特立诞辰105 周年座谈会上对徐特立的学习精神作了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 以后，他主持编辑《中国通史》。七八十岁的高龄，又从头精攻中国语言学。徐老不论从事什么工作，总是以一种兢兢业业的态度学习，从不满足和停顿。他对‘革命到顶’ ‘学习无用’的思想深恶痛绝。这一点，对我们一切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人们来说，是永远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11]
第二，科学严谨的研究精神。在致杨树达信中，徐特立表示： “弟目前负有责任研究历史。”对历史研究，徐特立不仅历来极为重视，而且始终坚持以认真、负责、科学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并主张编好历史方面的书籍： “历史之学习，应该成为我们学社会科学最基本的一环。我们编辑社会科学的读本，首先就要认真把历史编好。我们不要求人们成一个历史学家，而要求人们得到历史最基本 的知识。”[12]269他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规律性”[12]268，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他指出： “人类起源的问题，是社会科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它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史中的第一课……一切的历史离开了阶级斗争，就没有真实的历史内容。所以马克思说： ‘过去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12]275,278除了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的方法论去研究历史，徐特立还自觉践行严谨的治史态度。在《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徐特立认为： “在古代群婚制是男女正常之关系，一到今天，就会变为苟合，叫做淫奔。 《周礼·地官》中有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奔者不禁。这种婚姻制度，还是氏族社会群婚制的残余。 《周礼》的记载，必然是当时合理的真实情况。但宋人叶文康，以他当时的礼教眼光，曲解为灾荒之年，六礼不备为奔。”[12]166-167但阅读杨树达《小学金石论丛》中的《释嫁》篇中关于男子称“家”的论述后，徐特立感到自己以前“似是女子称‘家’”的观点“有加从新考虑的必要”[1]235。这些都集中反映了徐特立认真负责、科学严谨的研究精神。
第三，工作第一的奋斗精神。徐特立18 岁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27 年“马日事变”后的第三天，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3]，之后，主要负责党的教育和文化工作。在数十年的工作中，徐特立始终保持着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和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得到同志们的一致好评。1937 年徐特立60 岁时，毛泽东称赞他“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 “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并称赞他“工作 第一”。[10]131 新中国成立后，年逾古稀的徐特立既不居功自满，更不贪图享受，而是继续努力工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宣部教育研究室主任、党史资料室主任等要职，仍然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调研，并从事繁重的学习、研究和领导工作。除了繁重的行政事务，徐特立还担任中国史学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名誉主席等学术职务，与历史学家范文澜等人一道领导一批党的宣传干部和史学工作者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有关资料和书籍的编纂工作，为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徐特立致杨树达两信，就是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发展社会主义 文化教育事业而不懈努力奋斗的重要见证。
总之，徐特立致杨树达的这两封信，是十分珍贵的文献史料，对于学习和研究徐特立这位坚强战士的可贵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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