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政治变革__墨水学术,论文发表,发表论文,

所属栏目：思想政治论文范文发布时间：2011-02-25浏览量:366

副标题#e#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西方主流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变革研究的代表性方法。接着以中国历史为例，分析了西方主流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最后论证了政治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新的分析角度，对于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当代政治改革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关键词：社会变革，研究方法，文化传统，政治变革
　　
　　近年来中国研究在英国和美国学术界的重要性持续上升。这是因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区域安全都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的行为主义运动后，英美学者，尤其是美国政治科学学者开始尝试着将比较政治学以及国际政治学建为一种具有普适性而且客观的“科学”。从1960以来，建立在经济变量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式成为了主流的分析模式；文化因素则被贬低为一种虚幻而不真实的因素[1]。即使对于那些将文化视作与自己课题有着密切关系的学者而言，观念与社会、政治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使得他们望而怯步。于是他们断言从总体上来看，观念的变化取决于物质条件或者其它实际外部因素的变迁。这样一来，观念就只能是解释中国现象的一个从属性因素，而不能视作一个独立变量来加以研究[2]。
　　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非常模糊，而且学者们在实际使用这个概念时又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这就使得不同的学者实际上在使用这个概念描述不同的事物时，很难对文化给出一个客观的概括，从而满足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研究的基本要求。如此一来，文化作为一种无法量化也难以简要概括的社会因素，逐渐从学者的视野中消失了[3]。尽管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仍然在坚持中国问题的独特性[4]，但多数研究中国的学者都不愿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做一个系统的审视。比如，有学者在1992年对美国大学政治学系中127名中国问题专家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这些专家的研究领域涉及4个方面，分别为地区稳定，中美经济关系，中国人权问题以及中国国内的政治秩序。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兴趣都放在前两方面的问题，而后两个方面的问题却因为与中国文化传统背景密切相关而少有学者问津[5]。
　　学术界的这种偏见对于西方国家的实际对华政策上也产生着重大影响。西方的学者和政治家在对华关系中发现一个很明显的悖论：一方面，他们很容易就类似于经济合作这样的技术性问题与中国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在一些具有社会背景以及规范性的政策领域，比如政治体制改革，人权状况的改进以及民主化进程，他们发现中国政府的行为模式很令人费解。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对于文化传统的忽视同时也使得西方学者在预测中国未来走向的时候频频出错。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问题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会迅速的步苏联后尘而垮台。在此十年之后，中国问题专家又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预测。这一次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会长期而且稳定的存在。直到最近，学者们才认识到如果对一个地区相关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背景缺乏系统的了解，那么很难对这一地区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以此出发，对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研究中文化因素的回归做一个简要论述。
　　一、    西方主流研究模式及其问题
　　众多的西方社会学与政治学学者已经分析过中国或者与中国相关的问题，这其中比较著名如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的赛雅达•斯科克波（ThedaSkocpol）。她在对社会-国家的互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解释社会革命的动因。具体从步骤上来说，首先，她赋予国家一种相对而言的自主地位，这使得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一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以此作为最基本假设，她进而对不同国家的社会革命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根据斯科克波的观点，中国的#p#副标题#e#历次革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这其中包括：（1）国家组织机构：在受到比中国更加先进的国家不断加大的外部压力时，这些机构容易因为行政与军事方面的失败而受到影响；（2）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政治结构：大规模反抗地主的农民运动在其中时有发生[6]。因为斯科克波赋予了国家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所以她的研究方法被很多人视作“以国家为中心”，这其中国家被描述为一种持续强大无比并且永远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自主机构[7]。然而，这是一种对于她的一种误解。因为斯科克波固然一方面不断强调国家具有某种自主性的可能，另一方面，她一直在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也即是“国家在何种程度上确实具有自主性以及不同国家的自主性在其效力上有多大差别”。这一问题本身就使得她的自主性国家假设具有强烈的“个案”性质。
　　在这一领域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斯科克波的老师，同样是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的著名历史与政治学学者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摩尔长期致力于社会模式与社会运动的关联性问题。在其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诞生时的领主与农民》中，他试图回答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所隐含的问题，也即是在逐渐商业化的农业社会中，什么类型的现代化转型容易导致民主的结果。摩尔对于两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特别感兴趣：其一是地主、城市商人与国家官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二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借助于比较方法，他设法将那些非常有可能导致政治体系走向专制或者民主的社会与历史因素独立出来加以研究。他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以经济标准划分的不同阶级以及这些阶级之间、不同阶级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而他的研究得到的结论就是三种不同现代化模式对应导致了三种不同的结果：民主、法西斯主义独裁以及共产主义独裁。
　　西方学者的类似研究，无论其影响力如何巨大，也不管其在研究方法上多么独具匠心，都存在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对于斯科克波而言，她最大的问题在于将中国的传统社会与西方社会做了一个错误的类比。而且为了更好的套用西方学者所熟知的分封采邑的西方封建社会的分析模式，她创造出来一种“贵族阶级”（gentryclass）并以此来研究中国的革命。这个所谓的贵族阶级的核心是“地主家族”（landlordfamilies）。这个家族内部拥有一些具备官员身份或者较高社会地位的成员[8]。然而，不论基于这个概念所进行的分析是如何的成功如何的出色，“贵族阶级”这一概念本身却和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矛盾。按照中国历史学家钱穆的观点，“贵族”作为一种独立并且具有影响力的阶级，早在汉朝（距今大约2200年）就开始逐渐被削弱，到了宋朝就完全消失了[9]。因此，当斯科克波对俄国、法国以及中国革命进行比较分析的时候，虽然从同一个社会基础出发会使得研究更容易操作，但也使得她的分析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她的研究完全忽略了法国与俄国革命前夕的俄法贵族与她所谓的清朝革命前期中国贵族之间显著的差异。对于这个差异性，她甚至没有进行最基本的细致分析。
　　而对于摩尔的研究而言，他将民主政治视作某种特定的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产物，也即是英美资产阶级领导的现代化的结果，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而，纵观他的著作，比如从早期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到稍后的《对于人类痛苦起源的反思》，虽然我们从中能看到只言片语关于道德因素的分析，他的重点还是在于对经济因素的分析，因此文化始终被视作社会变化的从属性因素[10]在这种观点之下，政治文化对社会变革而言变得无足轻重并且不会随着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而变化。摩尔的这一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萨姆纳（GrahamSumner）的影响:摩尔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启蒙老师是科勒尔（AlbertKeller），而科勒尔是萨姆纳最为器重的学生和学者。作为有史以来最#p#副标题#e#伟大社会学家之一，萨姆纳一直强调指出政治传统与政治文化既是一种道德，又是一种社会事实。这样一来，摩尔的学术倾向也就变得很容易理解。
　　二、    对中国问题的文化理解模式—以政治改革为例
　　对于社会变革应该采取一种有别于以上模式的研究方式，也即是采取一种与美国社会学主流不同的模式。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调观念与物质因素的互动以及它们对于社会变迁的合力作用；第二，具体到中国问题上，更多关注和平的社会变革（比如政治改革）而不是社会革命，并对其动因、过程以及结果进行分析。这其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虽然物质因素作为一种变量被视为中国历史上历次变革的根本因素，但它并不是促成这些变革的唯一因素。除了物质变量之外，由政治思想与行政体制构成的中国政治文化也影响了社会变革的过程与结果。“政治文化”在这里采取了一种与西方主流不同的定义：西方学术界通常将其界定为一种与特定时空相关联的概念[11]，然而在中国研究中，这个概念还应该包括中国政治体制由古至今的演进。换句话说，“政治文化”还应该涵盖“超稳定中国政治结构”的变迁。所有基于以上假设的研究都应该通过找出一个政治改革发生、深化以及结束的整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那些影响因素，从而来证实或者反驳这个假设。
　　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的政治思想。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社会道德准则的阐述。这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家孔子、孟子、朱熹等人关于理想状态下社会规范、道德原则的论述。他们主要基于人性本善，强调伦理中心，统治目标上主张行政正义优先，重视道德仁义[12]。第二部分涉及到一个国家内部治理的方式和途径。这主要由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家的论述组成。他们基于人性本恶的假设，强调权力中心，在统治目标上主张安全优先，手法上重视对于“法、术、势”的运用[13]。中国政治文化的第三部分主要涉及到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军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这主要由孙武、吴起等兵家提出。他们强调军事与外交倡议在对外关系中相互支持、交替使用的重要性。最典型的就是孙武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远交近攻”等对外原则[14]。
　　以上三部分中，前两部分涉及到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道德与制度两方面的问题。这两方面看似相互矛盾，实际上却统一于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实践中。于是有学者深刻的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实际上就是“儒表法里”以及“内圣外霸”，也即是说统治者在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在实际行动中却表现出明显的法家思想。而为了缓解儒家法家思想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犬儒主义色彩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道家就被作为“思想润滑剂”，来换取统治阶层以及被统治阶层对于政治现实的接受。于是传统政治文化就可以被概括为尊儒表象下的“法道互补”[15]。第三部分作为中国对外倡议的主要思想来源，帮助中国界定自己的敌人和朋友，选择合作、结盟或者对抗的倡议。这也即是哈佛大学的江亿恩（IanJohnston）所界定的中国文化现实主义[16]。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另一个方面是政治制度及其变迁。这主要包括中国官员选拔任用机制以及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关系的行政体制。这些政治制度共同促成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正常运转，它们也正是历次政治改革的首要对象。无论是商鞅变法建立的县制，还是秦朝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地方推行郡县制，抑或是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以及元朝时期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置“行省”推行行省制度，或者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无一不是围绕着政治体制这两方面的内容展开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的最直接表现形式。
　　政治体制与政治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首先，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政#p#副标题#e#治思想中的道德规范。他们在一系列文官选拔制度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政治思想中的道德规范被他们用来衡量相互的行为以及用来衡量皇帝的行为。其次，政治思想中关于行政与统治方面的现实主义考虑同样也被文官集团所接受，并且成为处理文官集团内部以及与皇权之间相互关系的另一个衡量标准。第三，如果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关于政府政治的论述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而言，最重要的无过于通过政治体制的建立以及变革来建立、维持、增进中央政府的权威。而政治体制，只有在与政治思想结合的前提下，才能找到其道德与合法性的基础。因此，政治文化传统也就意味着政治思想与政治体制二者不断融合的过程。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过程历经两千多年的时间。
　　为了更有效的从政治文化传统这个视角来研究中国问题，我们可以将研究集中在一个与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治制度同时相关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变革与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关联性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政治思想与政治体制的结合程度作为我们考察中国历次政治变革的一个衡量因素，并以此来比较历史变革的动因与结果。这些变革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年），最近直到70年代后期80年代的邓小平改革开放。这其中包括很多类似的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政治变革，比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公元1068-1076年），清末的戊戌变法（公元1898年）。这种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明确一下几个问题。第一，政治文化传统对于政治改革的发生有何作用？第二，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哪一方面对于政治改革的成败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是来自于体制上层的政治推动还是来自于中下层的社会支持，或者是作为政治改革合法性基础的道德标准？第三，政治思想与政治体制以何种方式结合起来的时候，政治改革会比较可能失败，这时候政治改革失败的后果是什么？
　　三、    研究前景展望
　　政治文化的视角对以上问题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检验一系列与当代中国现状相关的重要假设。这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是否真的如西方学者所认为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陷入僵局而失去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或者其实它还拥有另外一种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行政与统治原则，而同时摒弃其中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道德标准，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将向何处去？或者，如果中国政府同时采纳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道德与统治原则，却有意识地抵制诸如人权民主等西方的道德标准，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否注定会失败？所有这些问题都因为政治文化视角的引入而变得更具有可解性。当我们把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政治改革的背景、过程、结果拿来进行比较的时候，当我们将历次改革中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作用进行衡量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论证了一种基于文化传统对社会变革进行分析的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这同时也证明了从文化的视角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可行性与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RonaldInglehart,Therenaissanceofpoliticalculture,from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2,No.4(Dec.,1988),p.1203
　　[2]BarringtonMoore,ForeignGovernmentandPolitics:theInfluenceofIdeasonPoliciesasShownintheCollectivizationofAgricultureinRussia,from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41,No.4,1947,p.733
　　[3]比如有学者声称：“因为我不了解我所要研究的那些国家的语言或者其他文化背景，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概念体系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Herspring,DaleR,“PractitionersandPoliticalScientists.”fromPoliticalScience&Politics,1992.15(3),p555
　　[4]Oksenberg,“ChinaisChinaisChin#p#副标题#e#a”,Oksenberg,Michel,1970,ABibliographyofSecondEnglsihLanguageLiteratureonContemporaryChinesePolitics,NewYork,p.144;andPye,“Chinaisnotjustanothernationstateinthefamilyofnations”,seePyeLucian,1990,“China:ErraticState,FrustratedSociety.”FromForeignAffairs,69(4):58
　　[5]TaoWu,YangZhong,PoliticalScienceandU.SPolicytowardChina,fromPoliticalScienceandPolitics,Vol.26,No.4(Dec.,1993),p.799
　　[6]ThedaSkocpol,StateandSocialRevolutions:AComparativeAnalysisofFrance,Russia.AndChin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p.154
　　[7]Migdal,AtulKohliandVivienneShue,eds.,StatePowerandsocialForces:DominationandTransformationintheThirdWorl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introduction,ch,1
　　[8]ThedaSkocpol,ibid.,p.40
　　[9]钱穆该书的英文版分作五章。中文版中至关重要的结论部分被全部删掉。钱穆的论证主要基于对古代中国政治以及社会的分析之上，因此相对斯科克波的分析而言，也更具有说服力。Ch’ienMu,TraditionalGovernmentinImperialChina-ACriticalAnalysis,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2000,p.1,
　　[10]摩尔的这一倾向到了后期有了极大的改变，他对于道德因素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专门的论述。BarringtonMoore,MoralAspectsofEconomicGrowth,andOtherEssay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8
　　[11]“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在某个特定时期关于政治现实的一系列态度、信仰以及感觉。”参见GabrielAlmondandG.BinghamPowell,ComparativePolitics:System,Process,Policy，Boston:Little,Brown,1978,p.25
　　[12]孟子在这个方面的论述尤其重要。他试图劝说君主实行王道，借助于道德的力量来统治国家。参见：
　　[13]参见韩非：
　　[14]参见孙武：《孙子兵法》
　　[15]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16]IanJohnston,CulturalRealism:StrategicCulturalandGrandStrategyinChinese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5